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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研究》】王浦劬,季程远: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与社会稳定之间矛盾的化解机制分析
发布时间:2019-03-21 08:41:03 编辑: 浏览次数:

内容提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现代化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与此同时,发展中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也逐渐显现,但是,我国社会和政治秩序保持了持续稳定。我国现代化发展中经济与社会政治之间的这种特殊关系状况,无疑是对西方传统发展理论的巨大冲击,究其原因,根本在于执政党坚持和贯彻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在于党和政府的战略方略和多方面重大有效举措。在发展实践中,党和国家的这些根本原则、战略方针和实际举措,是通过多方面机制发挥作用并产生效应的。本文从公民主观感知机制出发,以人民“获得感”为矢量,反思解构传统理论的客观不平等—相对剥夺感—社会不稳定的逻辑,建构客观不平等—人民获得感—社会稳定的分析逻辑。在此基础上,文章基于全国概率抽样调查数据发现,中国公众的社会稳定感知实际上并不取决于传统理论所谓的社会比较维度产生的剥夺感,而更多地取决于时间比较维度上产生的“纵向获得感”。基于广义倾向值匹配的因果推断方法,笔者确认,时间比较维度上人民的“纵向获得感”的提高,总体上可以促进社会比较维度上人民的“横向获得感”和社会稳定感知的相应提高。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从人民利益和政治主观感知角度出发,揭示了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背景下社会持续稳定的机制。

关键词

横向获得感、纵向获得感、不平等、社会稳定、广义倾向值匹配

一、引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经过几十年奋斗,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与此同时,应该看到,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一些突出问题尚未解决,特别是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为此,党的十九大报告鲜明提出,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通过进一步改革开放,逐步消除经济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不充分不平衡问题,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现代化强国的目标,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战略任务。

基于我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不平衡不充分现象,西方学者一度竭力鼓吹“中国崩溃论”,甚至预言中国经济发展不平等现象将引发“社会火山”[1][2]。然而,在改革开放不断深化和经济发展不断稳中求进的过程中,我国的社会和政治持续保持着总体稳定;与此同时,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背景下的经济差距与社会政治稳定的关系也相当令人注目。如果说中国的经济社会持续高速发展在世界现代化历史上形成了“中国奇迹”,那么,在发展不平衡和收入差异凸显的社会背景下持续保持社会政治稳定和秩序,则不啻世界现代化进程的“中国之谜”。显然,深入分析和发现持续化解我国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经济差距与社会政治稳定之间紧张关系的有效机制,无论对于深刻解析中国发展与治理互动的“中国之谜”,还是对于大家深刻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治理模式,都具有重要意义。

面对我国经济高速发展与社会政治稳定的“中国之谜”,海外学者也一改所谓“中国崩溃论”的观点,努力从不同的视角和途径出发,对中国在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背景下保持社会政治持续稳定这一现象展开归因分析和机制探讨,并且取得了初步成果。在此基础上,本文另辟蹊径,着力从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公民的主观认知和社会心态出发,求证持续化解经济不平等与社会政治稳定之间张力的机制。

基于这一思路,本文在文献分析的基础上,采用2004~2014年三次全国抽样调查数据和实证研究方法,从人民获得感的角度,揭示中国社会政治持续稳定有序的机制和机理,以说明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背景下的转型社会政治持续稳定有序的“中国之谜”。

二、既有文献分析与假设

在政治学研究中,关于经济社会发展不平等不平衡的政治效应,西方学者多集中于讨论这种不平等不平衡与所谓民主转型的关系。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试图突破现代化理论家李普塞特[3]的研究,转而用财富分配取代经济增长,探讨不平等不平衡与所谓西式民主转型的关系,被称为民主转型的“再分配主义理论”[4]。这一理论学派认为,最重要的社会差别是贫富之别,富人建立并维持独裁统治,是为了保护他们的财产,而相对贫穷的中间选民,则倾向于高税率,以促成财富再分配。[5]阿西莫格鲁和罗宾孙指出,政治和经济精英为了避免社会不稳定乃至革命,往往会被迫妥协,这是19世纪西方国家扩大公民选举权的主因。[6]鲍什认为,社会经济不平等不平衡与民主转型之间存在着负相关关系,社会经济不平等不平衡程度越高,民主化转型往往越困难[7],民主化带来的竞争性选举会使得中间选民的偏好合法地变成国家意志,而由于中间选民大多是不甚富裕的大众,其人口大大多于占据多数财富的精英,所以,精英非常恐惧实施民主后的再分配。[8]但是,阿西莫格鲁和罗宾孙认为,不平等不平衡与民主转型之间的关系可能是倒U型关系:发展平等和平衡的国家通常不会发生西式民主转型,而一个国家的不平等不平衡处在中等水平时,往往更可能引发西式民主化,因为这时政治经济精英的管制成本很高,而通过选举民主实现再分配,其社会成本和精英损失则较少,所以,这些精英往往愿意与大众达成妥协与和解。[9]哈格德和考夫曼却发现,在第三波民主转型国家中,不少推进西式民主转型的国家,不平等不平衡的程度反而很高。他们分析认为,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财富精英之所以支撑甚至推动西式民主,主要为了保护自己的私有财产不被政府侵占。[10]

总体来看,这些学者一般认为,社会精英和大众对于经济不平等不平衡往往秉持不同的态度,具有不同的反应;在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不同阶层对于财富再分配权力的争夺,会引发社会和政治不稳定,使得社会剧烈动荡而逐步向西式民主转型。同时,他们认为,不平等不平衡会催生大众的怨恨与挫败,[11]进而会使得在既有经济政治体制中失意的大众竭力谋求改变体制,以摆脱现状,而政治精英妥协与否,只能决定国家趋向改革还是革命,并不能使国家避免和摆脱政治动荡。为此,这些学者普遍认为,转型社会发展中产生的不平等不平衡,无论程度如何,都会产生社会阶层分化和冲突,导致政治动荡和不稳定,而不平等不平衡程度较高的国家,社会矛盾呈现正相关增长,由此必然引发社会不稳定和动荡。

但是,在我国的改革和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和居民收入差距并没有严重影响社会稳定和社会秩序。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持续保持高度的社会稳定,这种现象的原因何在?

围绕这一“中国之谜”,近年来,很多学者与所谓“中国崩溃论”鼓吹者的观点不同,面对中国经济发展与社会政治稳定的现实,展开了思考和诠释。尝试回答这一问题的学者们认为,这里的关键在于考察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大众各自的反应及其策略选择。也就是说,面对经济社会不平等不平衡,国家和政治精英如何应对?社会普通大众又如何应对?

就国家和政治精英而言,既有研究认为,关键在于他们如何应对民众的不满和体制外的新兴财富阶层。学者闾小骏比较系统地考察了中国政府应对社会矛盾的举措。他指出,政权吸纳和预防式管控,是中国社会稳定的关键性措施。所谓政权吸纳,就是政府对于新社会阶层加以吸纳,典型的制度设置包括人民政协制度、统一战线制度和基层民主参与式治理机制;所谓预防式管控,则集中体现为基层社会建立全面管理和防控体系。[12]

另有学者则认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新的利益群体会影响社会稳定,所以,关键在于国家和精英应对这些利益群体的机制。其中有学者认为,所谓中产阶级是民主转型的主力,学者摩尔指出:“没有中产阶级,就没有民主”[13]。而对新兴中产阶级和财富精英加以体制性吸纳,是中国保持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成功秘诀。另有学者则认为,这种看法把新兴企业家当成民主化动力,实际上失之片面,因为它把所有新兴企业家看成利益一致并且是天然支撑民主的,同时也忽视了政治精英的作用和政权的适应性。[14]学者狄忠蒲论述政权吸纳时则进一步指出,中国执政党和政府使得新兴企业家清醒地认识到,避免与政府发生冲突是取得商业利益的关键,他的调研表明,这些新兴企业家实际上并不支撑西方民主价值观,他们不仅是中国当前政治体制的坚定支撑者,而且主动靠近政府以形成特定政商关系。[15]

就社会和大众而言,既有研究认为,说明中国社会稳定问题的关键在于,人民如何感知和认知发展不平等不平衡,并且由此会选择什么样的行动策略。首先,人民群众如何感知不平等不平衡?客观与主观之间原本就存在着距离,人们对客观世界的感知是有限度的,常常会受到诸多因素制约。这里的关键在于,中国的不平等不平衡更多的是群体间的不平等,城市与农村、沿海与内地、体制内与体制外的差别,远远比群体内差别大。[16]但是,这种结构性的差别与个人的感知是不同的,一般来说,人们获取的群体外的信息较少,其不平等感知往往基于其所属群体内部的信息,这常常导致人们对客观不平等的主观感知存在偏差。其次,人民面对所感知的不平等不平衡采取何种策略?对此,学者一般采用相对剥夺感[17]这一中介变量来建构不平等不平衡与社会政治稳定之间的关联性,通常体现为客观不平等—主观相对剥夺感—社会抗议和社会不稳定。这里所谓“相对剥夺感”,是当个人将自己的状况与其参照群体中的他人相比较并发现自己处于劣势时,觉得自己遭受了剥夺的感知。基于比较维度的差异,相对剥夺感常常被类分为“纵向剥夺感”与“横向剥夺感”分析路径。“横向剥夺感”分析路径以社会比较理论(social comparison theory)为[18]基础,参照对象是社会生活中的其他个人或群体,而“纵向剥夺感”分析路径则建基于时间比较理论(temporal comparison theory)[19],参照对象是特定个人在不同时间节点上的状态。学者戈尔比较完整地阐述了相对剥夺感与社会冲突和社会动荡的关系,基于个人能力和希望的关系,他提出了递减型相对剥夺感(decremental relative deprivation)、欲望型相对剥夺感(aspirational relative deprivation)和发展型剥夺感(progressive relative deprivation)等三种剥夺感,三种剥夺感都会引发人们的“反叛”[20]。最后,人民群众如何归因发展不平等不平衡并采取何种策略?或者换言之,人民群众对于被剥夺感及其原因如何认知并如何反应?有学者从宏观意义上指出,应该把居民收入不均的扩大放到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大环境下予以考察,中国公众的收入和福利在短期内已经得到巨大提高[21],这种高速增长和巨大提高,使所谓被剥夺感并没有在人民心理上留下深刻烙印。在微观和实证意义上,代表性学者如哈佛大学教授怀默霆(Martin Whyte)认为,中国民众常常将不平等归因于个人因素而非结构因素,人们可以接受这种不平衡。[22]他基于调查数据分析指出,中国的特别之处在于,虽然民众知道中国经济社会不平等不平衡程度较高(71.7%的受访者认为中国的收入差距大),但是,他们一般把弱势的原因归结于缺乏能力(认为能力对于造成穷人贫困有很大作用的比例为61.3%)、自身学历(54.4%)和自身努力(54%)等个人因素,而非制度性因素。[23]他指出,中国公众认为,当前的制度结构不存在不公平,这种结构不会阻碍普通民众走向成功。[24]这就是说,中国公众知道个体间不平等和发展不平衡的存在,他们之所以可以接受这种状况,是因为他们更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经济发展和转型会给予他们摆脱贫困和弱势的机会。同时,怀默霆调研发现,中国公众相信,经济社会不平等不平衡是暂时的,中国根本和基本制度提供的机会平等,是人民群众信任党和政府的重要原因。此外,福山指出,公众对待不平等的态度,取决于个人对所处社会类型的信赖程度,如果一个社会的结构或制度阻碍个人谋求成功,公众就会谋求变革,否则,公众就会支撑现政府。[25]因而,关键的因素是人民在经济发展和转型中是否获得了改善境遇的机会,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他们就不会选择政治抗议和行动。

综上所述,尝试诠释“中国之谜”的学者,把目光投向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大众对于经济社会发展不平等不平衡的各自反应及其策略选择,在采用不同视角对于不同主体的反应及其应对策略进行的调查和分析方面,这些研究虽然不无一定的启发性,但是并没有充分准确关注人民的实际感知及其政治效应。

分析既有成果可知,因袭西式民主转型思维的学者遵循的实际上还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平等不平衡与西式民主的线性关系逻辑,着力分析社会不平等不平衡与经济政治精英的对策,忽略了人民群众对不平等不平衡的感知及其反应。而研究中国经济状况与社会政治稳定之间关系的学者,虽然宏观上关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以及居民收入和福利巨大提高的政治效应,微观上注意到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大众对于不平等不平衡现象的各自反应及其策略选择,但是,这些研究尚未从人民大众利益的实现状况及其主观感知出发,来诠释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政治效应。或者换言之,学界一定程度上还没有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尚未从中国人民的“获得感”出发,对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平等不平衡现象与社会持续稳定之间的关系做出深刻准确的辩证说明。

显然,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发展过程中,在区域发展和收入差距凸显的社会背景下,我国能够持续保持社会稳定有序,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执政党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坚持,党和政府治国理政战略和政策方针的科学性合理性,社会风险预警和社会矛盾化解机制的不断完善和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而执政党立足于人民立场,着眼于人民政治的根基,始终不断满足人民利益需求,更是说明中国经济社会与政治互动独特谜底的重要面向。如同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的那样,党领导人民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重要途径,就是“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使人民获得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26]。这就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思维,秉持“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以人民的“获得感”为核心范畴,深刻揭示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与社会持续稳定之间的关系,清楚阐明了经济社会发展不充分不平衡背景下,我国社会持续稳定有序的根本原因在于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切身利益不断得到实现,由此为大家诠释“中国之谜”提供了权威性答案。因此,相对于西方学者分析经济社会发展不平等不平衡现象的“相对剥夺感”概念和工具,人民“获得感”范畴是分析和说明“中国之谜”的关键变量。

借鉴社会比较理论[27]和时间比较理论[28],人民“获得感”可以区分为“纵向获得感”和“横向获得感”,两者共同构成每个人的“总体获得感”。其中,“横向获得感”作为正向空间比较矢量,反映个人与他人对比而产生的“获得感”,“纵向获得感”则是个人对比自身之前状况和对未来预期而形成的正向“获得感”。[29]将纵向获得感引入客观不平等—相对剥夺感—社会不稳定的框架,对于社会不稳定和相对剥夺感的理解将更加贴近中国的实际,因为快速现代化进程使得纵向获得感的变化成为无法忽略的存在。这就增加了两组关系,首先是纵向获得感与横向获得感(传统理解的相对剥夺感)的关系,其次是纵向获得感与社会稳定的关系。

就纵向获得感与横向获得感的关系而言,公众的社会比较和时间比较总是相伴而生的,但在中国的情境中,稳定的纵向获得感>总体获得感>横向获得感的获得感分布模式[30]以及高速经济增长的现实指明,如果时间比较产生的获得感变化更为显著,就将在心理层面成为一个更为主导的因素,可能因此而产生对社会比较的横向获得感的显著改善。据此本文提出假设1:人民“纵向获得感”对“横向剥夺感”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就纵向获得感与社会稳定的关系而言,本文将社会稳定具象处理为社会稳定的意识和行为。显然,社会冲突性的行为来源于其意识,而纵向获得感很有可能在改善公众社会稳定预期方面存在积极意义。经济发展的成果、持续再分配的改革成果作用于微观个体,直接体现于公众生活水平的改善,来自于公众由此产生的主观纵向获得感。戴维斯的革命J曲线理论指出,革命最有可能发生在长期经济增长之后短暂的急剧下跌过程中[31],戈尔的3种相对剥夺感划分[32]都暗示了时间比较维度的相对剥夺感对于社会稳定不可忽视的价值,这种纵向获得感提供的稳定向好预期是社会稳定的心理基础。据此本文提出假设2:人民“纵向获得感”对社会稳定感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三、实证研究

(一)数据

本文的研究数据来源于2004、2009、2014年的全国公民价值观调查。该调查由哈佛大学怀默霆教授和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合作进行。调查采用分层、多阶段、概率与人口规模成比例的抽样方法抽取全国概率样本,并基于GPS辅助区域抽样[33]解决流动人口覆盖的问题,2004年完成全国概率样本3267个,2009年完成2967个,2014年完成2507个。

(二)变量选择

本文涉及诸多变量,首先是社会稳定感知,这是本研究最终关心的因变量,调查询问了公众“国内目前的贫富差别对社会安定有威胁”这一表述的同意程度,选项1~5表示“非常同意”“比较同意”“中立”“不太同意”“非常不同意”,值越大表明公民越认同当前社会受到不平等的威胁较小,社会稳定程度越高。

其次是不平等,本文使用了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的不平等变量。客观不平等方面,问卷中对受访者家庭拥有的生活耐用品种类的记录,2004年包括“汽车、冰箱、彩电、照相机、电话或手机和洗衣机”7种,2009年包括“汽车、冰箱、彩电、电脑、照相机、电话或小灵通、手机、洗衣机、饮水机、钢琴、摄像机”11种,2014年包括“汽车、冰箱、彩电、台式电脑、照相机、电话、智能手机、洗衣机、饮水机、钢琴、摄像机、平板电脑”12种,选项分为有和无,编码为1和0。本文首先使用二分变量的项目反应理论(item response theory,IRT)中的双参数模型[34],提取公众的家庭财产状况,然后以此为基础在初级抽样单位层面进行基尼系数的计算。[35]大家将该变量命名为财产基尼系数(除房产)(以下简称财产基尼系数),值越大,表明受访者所在地的客观不平等程度越高。本文没有使用更广泛使用的收入基尼系数,原因在于3次调查询问方式改变过大,使得口径不一,且收入变量的缺失值在2014年的调查甚至高达36.6%。关于主观不平等,问卷询问受访者“您认为目前国内人们收入上的差距如何?”,选项从1~5表示“太大了”“有些大”“正合适”“有些小”“太小”。本文将顺序颠倒,形成宏观不平等感知变量,值越大,表明公众感知到的不平等越严重。

关于纵向获得感,调查询问了公众两个问题:①“您认为您目前的家庭经济状况,与五年前相比,是好了很多、好了一些、没变化、差了一些,还是差了很多”,选项从1~5分别是“好了很多”“好了一些”“没变化”“差了一些”“差了很多”;②“想想五年后,您估计那时候您的家庭经济状况会比现在好很多、好一些、没变化、差一些,还是差很多”,选项从1~5分别是“好很多”“好一些”“没变化”“差一些”“差很多”。大家使用以因子为基础的测度法提取纵向获得感变量,信度系数为0.661。纵向获得感值越大,表明公众时间比较维度产生的获得感越高。

关于横向获得感,调查询问公众的问题是,“与您的亲戚们(教育程度一样的同学们、同事们、邻居/村里人、本省/市人、全国人)的平均生活水平相比,您觉得自己的生活水平是好很多、好一些、差不多、差一些,还是差很多”,选项从1~5分别是“好很多”“好一些”“差不多”“差一些”“差很多”。本研究使用了项目反应理论中的等级反应模型提取“横向获得感”,信度系数为0.844。横向获得感值越大,表明公众社会比较维度产生的获得感越高,换句话说,就是狭义的相对剥夺感程度越低。

控制变量包括受访者的人口学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年限、民族、居住地、户口类型、党员身份、财产状况、婚姻状况、体制内工作。性别1表示男性,民族1表示汉族,0为少数民族,居住地1表示城市,0表示农村,户口类型1表示农业户口,党员身份1表示受访者是党员,婚姻状况1表示结过婚(包括离异、丧偶、分居等情形),体制内工作表示工作单位性质为“党政机关”“国有企业”“国有事业单位”。

本文在3个年度数据合并后,对社会稳定感知、纵向获得感、横向获得感、宏观不平等感知、财产状况进行归一化处理转化为0~1的值。变量描述性统计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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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实证结果

(一)缺失的时间比较维度

图1汇总了2004年、2009年和2014年社会稳定感知、宏观不平等感知、财产基尼系数和“获得感”的变化,柱状图上方添加了90%的置信区间。总体上来看,公众较为赞同当前的经济不平等对于社会稳定存在威胁,“非常同意”“比较同意”的受访者占比2004年、2009年和2014年分别为62.8%、61.3%和62.7%,选项转化为0~1的分值后,均值在0.36左右。这显示当前公众普遍对经济不平等的威胁有着明确的认知。在宏观不平等感知上,认同“太大”和“有些大”的受访者占比2004年、2009年和2014年分别为80.6%、87.2%和88.5%,转化后均值在0.8左右,保持稳定。显然,与之前研究的猜想相反[36],公众能够感受到不平等,不但不是低估,甚至可能高估了社会的不平等程度。因而,实际上,对于不平等及其威胁,公众有着明确的态度,他们承认当前社会的普遍不平等状态,并认同这种状态对社会稳定是潜在威胁。财产基尼系数(除房产)在10年间有了小幅下降,从0.229降低到0.208,反映公众家庭耐用品方面的不平等程度实际上比较小,在收入缺失较为严重,难以可靠估计收入基尼系数的情况下,仍然是一个可用的参考变量。

人民的“横向获得感”在10年间有一定的提高,均值从0.413提高到0.442,幅度较小,与宏观不平等感知、社会稳定感知的稳定状态一致。但是人民的“纵向获得感”在10年间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均值从2004年的0.689提高到2009年的0.733,再提高到2014年的0.764。这在不平等—相对剥夺感—社会不稳定的框架中,是一个重要的变化,也将扮演重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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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建立不平等与社会稳定的关系,方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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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因变量为社会稳定感知,本节关心的自变量为相对剥夺感因素和不平等因素,X为一组控制变量,β、γ和δ为相应的未知系数,ε为残差项。其中,相对剥夺感因素为横向获得感和纵向获得感,不平等因素包括财产基尼系数和宏观不平等感知。模型结果见表2。

表2汇总的模型中,模型1仅放入控制变量,结果显示受教育年限更少、农业户籍的公众、党员会有更高的社会稳定意识。模型2加入客观的不平等因素,但是与预期并不一致的是,客观的财产不平等状况并未影响到社会稳定意识。因而模型3将不平等因素改为主观的宏观不平等感知变量,结果显示公众对当前社会不平等的严重性感知越强烈,也越认可不平等与社会稳定存在威胁。这种客观变量并不产生显著影响而主观变量息息相关的状态在公共舆论(public opinion)研究中较为常见。模型4开始放入相对剥夺感因素,首先是横向获得感,即一般认为和相对剥夺感一致内涵的变量,模型结果显示,横向获得感对于社会稳定意识居然不存在显著影响,这证明在中国语境,对理论框架不平等—相对剥夺感—社会不稳定的认识还存在偏差。模型5加入相对剥夺感的时间比较维度——纵向获得感,结果显示纵向获得感能够显著提高公众的社会稳定感知。

表2的结果表明,对相对剥夺感的完整理解,对于理解不平等和社会稳定之间的复杂关系具有关键意义。表2表明纵向获得感会提高社会稳定意识,在不平等一相对剥夺感一社会稳定的框架内,纵向获得感可能通过两种方式提高了社会稳定意识,一种是改善公众的横向获得感,一种是直接提高公众的社会稳定意识。图2是3次调查县级层面的纵向获得感与横向获得感和社会稳定感知的散点图,并添加了线性拟合曲线。拟合曲线的结果表明,除了2014年纵向获得感与社会稳定感知的关系并不符合预期,纵向获得感越高的县市,其横向获得感和社会稳定感知也总体更高。以下对两组关系进行进一步更加精细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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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纵向获得感对横向获得感的干预效应

时间维度的获得感能否改善人民本身对于“相对剥夺感”的认识?常规方法是以时间维度的纵向获得感为自变量、横向获得感为因变量进行多元回归分析,但是这成为天真估计(native estimate),无法进行有效的因果识别(casual identification)。如何应对这一问题是最近十多年量化社会科学研究者关注的议题。在实验研究中,研究者主要采用随机化方式控制原因的分配,进而观察实验组和控制组的结果差异,最终获得因果效应。但是,在基于调查数据的观察性研究(observational study)[37]中,研究者往往无法做到这种随机分配,而仅能获取原因和结果的一组观察。比如,研究是否上大学与收入的因果关系时,黄金标准是比较一个人是否读过大学的收入差异。但在真实社会中,一个人的状态或是读过大学,或是相反,根本不存在这种比较的可能性。以倾向值匹配(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为代表的匹配法是应对这一困境而进行因果推断(casual inference)的有效方法。该方法引入了反事实框架(counter factual framework)[38],其思路好似实验一般,比较尽可能相似而只在原因变量上存在差异的两个群体,以获得平均因果效应(average treatment effect)。这里的尽可能相似,指的是其他可能影响结果的混淆变量分布上不存在统计上的显著差异。倾向值匹配法多用于干预(原因)变量为二分变量的情形,本研究的原因变量为纵向获得感,是一个连续型变量,因而采用广义倾向值匹配(generalized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法[39]。

为此,本研究将性别、年龄、受教育年限、居住地、户籍、党员、财产概述、婚姻状况、是否体制内工作等 广义倾向值估算共变量。根据3个年度的调查数据分析,利用广义倾向值后调整后的共变量分布,均可顺利通过平衡检验,最终,估算的响应函数和边际变化曲线见图3。

图3左侧为响应函数曲线,描绘了不同的“纵向获得感”水平对应的“横向获得感”平均潜在结果,右侧为响应函数的边际变化,即干预效应,对应纵向获得感增加0.1分横向获得感的变化值。图3不同图形代表不同调查年的估计,方形表示2004年,圆形表示2009年,三角形表示2014年。右侧每个调查年均有3组图形,从上到下依次表示90%置信区间上界、干预效应估计值(直线连接)和90%置信区间下界。当90%置信区间在0参考线的两侧时,表示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不显著,在同一侧则为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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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表明,首先,从左侧响应函数曲线看,随着“纵向获得感”的提高,人民的“横向获得感”也得到了相应的单调增长,且3个调查年曲线变化较为一致,从右侧干预预效应来看,2004年的和2009年的干预效应曲线下界总体在0的上方,表明干预效应显著为正,2014年干预效应在纵向获得感处于0.4附近或大于0.8时,其置信区间下界在0下方,其他纵向获得感对应的部分则显著为正,因而,总体上,纵向获得感的提高,促进了公众横向获得感的提高,假设1得到验证。其次,在纵向获得感处于较低水平(<0.4)时(实际人群比例较低,2004年有8.8%,2009年和2014年分别下降到3.0%和2.0%),公众的横向获得感稳步提高,但是纵向获得感的促进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在缓慢下降。最后,在纵向获得感处于中间水平(0.4~0.8之间)时(受访者比例2004年、2009年和2014年分别为76.0%、79.9%和72.8%),纵向获得感对于横向获得感的正面作用是最高的,左侧响应函数曲线斜率最高,而右侧干预效应曲线则跨越了最高点。

(三)纵向获得感对于社会稳定感知的干预效应

纵向获得感对社会稳定感知的干预效应大家同样采用广义倾向值匹配法,共变量仍然为性别、年龄、受教育年限、居住地、户籍、党员、财产概述、婚姻状况、是否体制内工作。虽然社会稳定感知的测量问题是一个包括5个选项的有序多分类问题,但现有广义倾向值匹配对有序多分类因变量的情形在说明上较为复杂,本研究将社会稳定感知作为 二分变量处理。选项“非常同意”和“比较同意”编码为0,其余选项编码为1。大家依次对3个调查年进行广义倾向值估计,各年均可顺利通过平衡检验,估算的响应函数和边际变化见图4。

图4的解读与图3类似,左侧为响应函数曲线,描绘了不同的“纵向获得感”水平对应的社会稳定感知概率希望,右侧为响应函数的边际变化,对应纵向获得感增加0.1分社会稳定感知的变化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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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表明,首先,左侧响应曲线显示,纵向获得感提高,个人的社会稳定感知也在相应提高,右侧干预效应曲线2009年和2014年均显著为正,2004年置信区下界也非常接近于0,因而可以认为,总体上,纵向获得感的提高促进了社会稳定感知的提高,假设2总体得到验证。其次,右侧的干预效应中,2004年(最下方方框直线)、2009年(中间圆圈直线)、2014年(上方三角形直线)依次提高,显示了近年来,纵向获得感在改善公众的社会稳定感知方面,正在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以人民的“获得感”为基本视角,分析了我国在经济社会发展不平等不平衡背景下保持社会政治持续稳定的根本原因,诠释了经济发展特定失衡背景下社会政治秩序持续稳定的“中国之谜”的 机制,指出化解经济发展形成的不平衡不平等与社会矛盾的核心机制在于人民群众的利益实现。事实上,正民“获得感”的持续提高,增强了人民群众的社会稳定意识,化解了经济社会发展不平等不平衡带来的社会政治紧张,强化了中国政治的社会基础和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政治心理基础,进而保持了中国社会持续稳定和有序。

本研究建基于人民“获得感”范畴,基于3次全国 调查,利用广义倾向值匹配法,具体剖析了客观不平等—相对剥夺感—社会不稳定这一逻辑链,进而指出了我国人民纵向获得感对于传统简单的西式线性逻 维的颠覆性意义:首先,人民纵向获得感的提高带来横向获得感的相应提高,由此显示时间维度上人民福利的大幅度改善,可以平抑横向空间维度上某些不平等不平衡而产生的“相对剥夺感”。其次,人民纵向获得感可以提高社会稳定意识。最后,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是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社会现代化发展中经济不平衡不平等与社会政治稳定之间矛盾关系的有效化解机制。

以上发现,确认了政治学研究中常常被相对剥夺感研究主流学者忽略的时间比较维度的政治心理研究价值。人们处于静态时点时,往往会被客观不平等不平衡影响,进而产生相对剥夺感,甚至导致政治矛盾或抗争。但是,在转型期的中国,研究者理解和把握公众政治态度和行为,最需度重视的维度恰恰是时间比较维度。在客观不平等—相对剥夺感—社会不稳定的传统逻辑中,纵向获得感的加入,更新了人民看待经济发展造成的客观不平等不平衡的视角,改变了人民的相对剥夺感的强度,缓解甚至相当程度上化解了不平等不平衡引发的群众不稳定心理,使得广泛受益的个体倾向于认同这种不平等的暂时性和机会平等的现实性,从而构建了客观不平等—获得感(纵向获得感+横向获得感,其中纵向获得感>横向获得感)—社会稳定意识相互作用的中国政治的新颖辩证逻辑和经济社会政治发展机理。

近年中国政治学问研究中一再提及的中国公众的实质性民主观和高度政治信任,是这一逻辑的本质概括和具体体现。如同休谟(David Hume)指出的那样,从心理上说,只要大众乐于接受政府及其行为带来的良好效果,就等同于对政府及其行为表示了认可。[40]公众只要能从既有的社会制度体系中获益,那么,这些社会制度就获得了合法性,这就是结果主义的合法性(consequentialist legitimacy)强调的互惠性。显然,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以及改革开放创设的社会主义市场机制和国家治理机制,使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使得人民持续受益,由此使得人民心理上秉持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公正性评判和高度政治信任,使得人民政治稳定意识持续强化,从而构成了我国持续政治稳定的民心基础。这一民心基础反作用于社会政治,持续强化社会稳定,为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进一步强化了人民的获得感,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历史辩证法。

中国传统学问有训,自古及今,得民心者得天下。今天,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与社会稳定关系的生动鲜活实践和内含的新颖辩证逻辑进一步表明,得人心者,稳天下并定天下,进而得以有效地治天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条件下,这种辩证逻辑,正是当代中国治理模式的内在逻辑。新时代全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真谛和机理,就是以人民为中心,按照社会公平正义的要求,使得经济社会发展更加充分、更加均衡和平等,使得人民的获得感进一步持续增强,使得人民民主进一步广泛、真实和管用地发展。

注释

[1] He Qinglian,“ A Volcanic Stability”,Journal of Democracy,Vol.14,No.1,2003;Whyte Martin,Myth of the Social Volcano:Perceptions of Inequality and Distributive Injustice in Contemporary China,Rewood City: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10.

[2] 鼓吹中国“崩溃论”学者的重要证据是中国不平等程度快速发展的阶段,恰恰是其群体性事件逐渐多发的阶段,两者之间的同步性,为亨廷顿著名的现代化引发不稳定的断言做出了注解。

[3] Lipset Seymour Martin,“Some Social Requisites of Democracy: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Legitimacy”,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53,No.1,1959.

[4] 倪春纳:《民主化的“再分配主义理论”辨析》,《南京社会科学》,2016年第3期。

[5] Geddes Barbara,“What Causes Democratization ”,I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Comparative Politics,Q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pp.317~339.

[6] Acemoglu Daron,Robinson James A.,“Why Did the West Extend the Franchise? Democracy,Inequality,and Growth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Vol.115,No.4,2000.

[7] Boix Carles,Democracy and Redistributi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pp.65~109.

[8] Scheve Kenneth,Stasavage David,“Wealth Inequality and Democracy”,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Vol.20,No.1,2017.

[9] Accmoglu Daron,Robinson James A.,Economic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pp.58~64.

[10] Haggard Stephan,Kaufman Robert R.,“Inequality and Regime Change:Democratic Transitions and the Stability of Democratic Rule”,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106,No.3,2012.

[11] 达尔:《多头政体:参与和反对》,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12] 阎小骏:《中国何以稳定:来自田野的观察与思考》,第1~39页,三联书店(香港)有限企业,2017年版。

[13] Moore Barrington,Social Origins of Democracy and Dictatorship,Boston:Beacon,1966,p.418.

[14] Tsai Kellee S.,The Private Sector in Contemporary,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7.

[15] Dickson Bruce J.,Red Capitalists in China:The Party,Private Entrepreneurs,and Prospects for Political Chang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Dickson Bruce J.,Wealth Into Power:The Communist Party’s Embrace of China’s Private Sector,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Chen Jie,Dickson Bruce J.,Allies of the State:Democratic Support and Regime Support Among China’ Private Entrepreneurs,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0.

[16] [36] 谢宇:《认识中国的不平等》,《社会》,2010年第3期。

[17] Stouffer Samuel A.,Suchman Edward A.,DeVinney Leland C.,Star Shirley A.,Williams Jr Robin M.,The American Soldier:Adjustment During Array Life(Vol. 1),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49.

[18] Festinger Leon,“A Theory of Social Comparison Processes”,Human Relations,Vol.7,No.2,1954.

[19] Albert Stuart,“Temporal Comparison Theory”,Psychological Review,Vol.84,No.6,1977.

[20] 戈东的所谓递减型相对剥夺感(decremental relative deprivation),就是随着时间的变化,希望不变,但是个人能力不断下降产生的剥夺感;欲望型相对剥夺感(aspirational relative deprivation)就是随着时间的变化,能力不变,但个人希望不断提高产生的剥夺感;发展型剥夺感(progressive relative deprivation)就是随着时间的变化,希望和能力均提高,但是希望提高更快而产生的剥夺感。见 Burr Ted Robert,Why Men Rebel,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0,pp.46~56.

[21] Benjamin Dwayne,Brandt Loren,Giles John,Wang Sangui,“Income Inequality During China’s Economic Transition”,In China’ Great Economic Transformati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pp.729~775.

[22] [23] [24] 怀默霆:《中国民众如何看待当前的社会不平等》,《社会学研究》,2009年第1期。

[25] Fukuyama Francis,“Poverty,Inequality,and Democracy:Dealing with Inequality”,Journal of Democracy,Vol.22,No.3,2011.

[26] 习大大:《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

[27] Festinger Leon,“A Theory Social Comparison Processes”,Human Relations,Vol.7,No.2,1954.

[28] Albert Stuart,“Temporal Comparison Theory”:Psychological Review,Vol. 84,No.6,1977.

[29] 王浦劬、季程远:《新时代国家治理的良政基准与善治标尺——人民莸得感的意蕴和量度》,《中国行政管理》,2018 年第1期。

[30] 王浦劬、季程远:《新时代国家治理的良政基准与善治标尺——人民莸得感的意蕴和量度》,《中国行政管理》,2018 年第1期。

[31] Davies James C.,“ Toward a Theory Revolution”,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Vol.27,No.1,1962.

[32] Gurr Ted Robert:Why Men Rebel,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0,pp. 46~56.

[33] Landry Pierre F.,Shen Mingming,“Reaching Migrants in Survey Research:The Use of the 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 to Reduce Coverage Bias in China”,Political Analysis,Vol.13,No.1,2005.

[34] Birnbaum Allan,“Some Latent Trait Models and their Use in Inferring an Examinee’s Ability”,In Statistical Theories of Mental Test Scores,Boston:Addison-Zesley,1968,pp. 395~479 ;季程远、王衡、顾昕:《中国网民的政治价值观与网络抗争行为的限度》,《社会》,2016年第5期。

[35] Atkinson Anthony B.,“On the Measurement of Inequality”,Jornal of Economic Theory,Vol.2,No. 3,1970;Jenkins Stephen,The Measurement of Income Inequality,In Economic Inequality and Poverty,Armonk:M. E. Sharpe,1991,pp. 17~52.

[37] Rosenbaum Paul R.,Observational Studies,New York:Springer,2002.

[38] Rosenbaum Paul R.,Rubin Donald B.,“The Central Role of the Propensity Score in Observational Studies for Causal Effects”,Biometrika , Vol.70,No.1,1983.

[39] Hirano Keisuke,Imbens Guido W.,“The Propensity Score with Continuous Treatments ”,In Inference from Incomplete - data Perspectives,Hoboken:Jolin Wiley & Sons,2004,pp.73~84;Imai Kosuke,Van Dyk David A.,“Causal Inference with General Treatment Regimes:Generalizing the Propensity Score”,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Vol. 99,No. 467,2004:季程远、王衡、顾昕:《中国网民的政治价值观与网络抗争行为的限度》,《社会》,2016年第5期。

[40] Hardin Russell,“Compliance,Consent,and Legitimacy’’,I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Comparative Politic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pp.236~255.

编辑:王浦劬,北京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季程远,新普京|澳门新普京娱乐官方网站

来源:《政治学研究》2019年1期

原文: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与社会稳定之间矛盾的化解机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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